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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是英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无论是抒情短篇,还是记游长篇,可谓篇篇精妙,备受激赏。在赞叹他卓绝诗才的时候,我们且不要忘记,他还是一位难得的政治斗士。他身为贵族,为平民代言,先是在国内反对封建专制,继而协助意大利展开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最后毅然投笔从戎,献身希腊争取民族独立的疆场,在诗歌之外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

——戈登拜伦于1788年1月出生在一个衰败的贵族家庭,童年生活比较艰辛。十岁那年,受封为伯爵的伯祖父逝世,拜伦继承其爵位,同母亲移居世袭领地,一夜之间成为富家豪门。180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读书,主修文学和历史。他深受伏尔泰、卢梭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痛恨英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向往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807年,他出版诗集《闲暇时光》,抒写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遭到以《爱丁堡评论》杂志为代表的社会保守势力的奚落和攻击。他旋即创作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以辛辣的讥讽之词进行反击。他以罕见的诗才和独到的政治见解在英国诗坛初露锋芒。

——1809年3月,拜伦大学毕业,且已成年,根据贵族世袭制度获得上议院议员席位。三个月后,他出国漫游,前往心仪已久的“东方列国”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他边走边记,增长了社会见识,扩展了政治视野,积累了创作素材。两年后,他回到英国,发表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在英国引起轰动。他不无惊喜地说:“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业已成名。”这部记游诗和随后发表的《异教徒》《海盗》《莱拉》等叙事诗,以浓郁的浪漫情调,塑造了一个个孤傲狂热、充满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自己后来人生的写照。

——就在他诗名大振之时,接踵而来。1811年,英国爆发工人以破坏机器来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卢德运动”。议会随即通过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拜伦领地所在的诺丁汉郡是“卢德运动”的中心之一,他最了解工人破坏机器的原委,对他们持同情态度。因此,他挺身而出,在议会发表演说,坚决反对该法案实施。同时,他亲往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抨击英国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支持爱尔兰的独立要求。这就惹恼了英国统治阶级,引发了一场对他的政治围剿。

——恰在此时,他陷于情感漩涡。他毕竟是贵族纨绔子弟,喜欢逢场作戏,风流韵事不断,结婚刚一年的妻子竟离他而去。一时间,社会上流言纷起,指斥他制造家庭暴力、与人通奸,甚至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之嫌。上流社会和教会人士抓住这些把柄对他展开猛烈攻击。他本来就讨厌英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冷酷,认为“撒克逊浮华的繁文缛节,不合我生来自由的意志”。于是,他愤然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寻梦。他后来在《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一诗中写道:

——他这一走,虽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后来证明也是一种明智选择,不但进一步成就了他独步英国诗坛的诗名,而且造就了一名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士,得以以诗人兼革命斗士的英名永垂后世。

——1816年4月25日,拜伦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经比利时和普鲁士来到瑞士的日内瓦。日内瓦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不是他理想的久留之地。他从小学习拉丁文,喜欢阅读古罗马典籍,对作为欧洲文明源头之一的意大利情有独钟。因此,在日内瓦稍作停留,他就前往威尼斯和拉韦纳。在继续写作未完成的记游诗之外,他埋头学习意大利语,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他虽然天生跛足,但皮肤白皙,双目清澈,一头卷发,长相英俊,且气质高雅,谈吐不凡,诗才横溢,到哪里都是人见人爱。在拉韦纳,他征服了特瑞萨桂齐奥里伯爵夫人,通过她结交其父亲和兄长。其时,意大利北部仍处在奥地利统治下,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斗争的组织者是处于秘密状态的烧炭党,而伯爵夫人的父兄皆为该党成员。这样,一向痛恨英国、沙俄、奥地利结成封建王朝“神圣同盟”的拜伦,通过他们又结识了烧炭党的地区领导人。他帮助这个党接济穷人,扩大群众基础,还帮助它书写传单,甚至筹款购买武器。不久,他的活动被奥地利当局发现,受到严密监视。他毫不畏惧,每天照常外出活动。他写诗表示:“我们,不自由便阵亡!”1821年春,烧炭党发动武装起义,拜伦积极参加。起义失败后,伯爵夫人及其父兄先后流亡到比萨和热那亚,拜伦紧随其后,继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即使在这样动荡不定的岁月中,拜伦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诗歌创作日臻成熟。他完成《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四章,一如既往地表达对风云人物的歌颂、对自由的向往。他还开拓新的创作领域,完成了《曼弗雷德》《该隐》等七部诗剧,创作了讽刺诗《审判的幻景》。更重要的是,他史诗般的巨著《唐璜》,虽然最后未能完成,却被奉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自己一生最幸福、最有成果的时期”。

——烧炭党斗争失败后,拜伦把目光转向希腊。当时的希腊已被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三百五十多年。1821年3月,希腊西部爆发人民起义,并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消息传来,拜伦激情难耐。早在第一次“东方之行”时,他就亲眼目睹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残酷统治,在《唐璜》第二章追述希腊光辉的历史时,曾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现在,得悉希腊人开始行动,他当即把祖传的庄园变卖,着手远征。身在魏玛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得悉他“准备将他那伟大的思想,多方面的才能用于海上的崇高而又危险的事业”,于1823年6月22日写了一首诗,祝愿他成功和快乐,期待“在他完成伟大事业之后能向这位具有最优秀思想的人”当面表示祝贺。

——1823年7月16日,拜伦断然放下尚未写完的《唐璜》的最后一章,包租一艘英国船,从热那亚驶往希腊。同行的都是像他一样激情澎湃的青年人,包括一直陪伴他的友人、退役海军校官爱德华特里劳尼和桂齐奥里伯爵夫人的兄长彼得罗甘巴。他们携带着新购置的火炮、长枪、弹药、马匹、药品,还有大量现金,于8月4日抵达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受到当地军民的热诚欢迎。拜伦随后就制定招募新兵、军事训练和战争动员的计划,但一时却又不知向谁陈述。希腊虽然早在一年多之前就宣布建立新政府,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相互争斗。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拜伦决定同曾任希腊总统、时任希腊西部迈索隆吉翁总督的亚历山大马夫罗科扎托斯亲王携手。

——1824年1月5日,经过一周的海上颠簸,拜伦抵达迈索隆吉翁,受到亲王的热情欢迎,被任命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司令。此后,拜伦一方面调解希腊不同派别之间的纷争,一方面加紧招募和训练新兵、制定军纪、筹措粮饷。他摒弃贵族少爷的习气,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他同亲王一起商讨,制定了攻打敌人要塞的计划。2月初,部队准备开拔时,他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出征不得不延期。4月初,在一次强行军途中,他遭遇暴雨,浑身湿透,引发重感冒。医生坚持给他做放血治疗,结果病情反而加重,发起高烧,陷于昏迷。4月18日,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无限感慨地说道:“不幸的希腊!为了她,我付出我的时间,我的财产,我的健康。现在,又要加上我的性命。”次日傍晚六时许,他在昏迷中呓语:“前进——前进——要勇敢!”说完即逝世于军帐之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希腊政府为拜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灵柩上放着一柄宝剑、一套盔甲、一顶桂冠。士兵列队肃立街头,牧师高唱赞歌。哀悼活动持续了三周。希腊军民强烈要求将其遗体就地安葬,与他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后经反复研究决定,遗体做防腐处理,由其挚友特里劳尼护送回伦敦;心脏留下来,安葬在迈索隆吉翁。

——1830年希腊赢得独立后,希腊人民怀念英勇捐躯的拜伦,在迈索隆吉翁英雄陵园的中心地带为他修建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纪念碑。高高的碑座上,安放着他的全身雕像。他身披斗篷,左手微微扬起,两眼注视着远方,展示的是一副英姿勃勃的战士形象。后来,迈索隆吉翁又为他修建了纪念馆,建立了研究中心。在首都雅典,一个郊区以他的名字命名,市中心国家公园的外边为他竖起一座高大的雕像。雕像名为《希腊与拜伦勋爵》,系根据他1810年初访这里时即兴写下的一首情诗《雅典的女郎》制作。拜伦半躺在一位希腊姑娘的怀中,姑娘为他献上一束鲜花。有人说这是姑娘在向心上人示爱,有人说这是她代表整个希腊在把桂冠献给来自异国的英雄。两个解释也许都不无道理,因为他当年在诗中一再咏叹的“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既是对那位他倾慕的雅典姑娘的表白,也是对他热爱的整个希腊的倾诉。

——拜伦在希腊赢得无限的崇敬和荣耀,但在其祖国却屡遭冷眼和贬斥。1824年6月底,他的遗体运回伦敦。按身份和贡献,他完全有资格安葬在伦敦的英国名人墓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是,英国政府和教会却以“道德问题”为借口,断然拒绝在那里给他一方安息之地。曾期待拜伦在功成名就后当面向他表示祝贺的歌德就此撰文说,“他使他的祖国现在和将来都享有令人惊讶的荣誉”,希望“他的国家将会从对他进行非难指责的迷醉状态中突然清醒过来”。但是,歌德没有想到,他的希望再次落空。7月12日,人们只好把拜伦的遗体运送到其先祖在纽斯台德封地附近的圣玛丽玛格达伦教堂下葬。墓前竖立着一块石碑,碑文中说,他逝世时“正在英勇战斗,奋力为希腊夺回其昔日的自由与荣光”。

——拜伦的朋友们为他定制了一尊雕像,本期望安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圣保罗教堂或国家画廊,但这些场地均拒不接收,最后只好安放在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不少英国人为此感到惊诧和羞耻,认为英国“对其真正伟大的儿子应有一种负罪感”。他们于是自动筹款,计划在作为英国文学殿堂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为他安放一个纪念牌位或胸像。但是,几十年过去,却没有成功。直到拜伦去世一百四十五年后的1969年5月,他的仰慕者才以诗学会的名义在那里为他竖起一方大理石纪念碑。简朴的石碑没有任何雕饰,除姓名、逝世日期和地点之外,也没有任何赞颂之词。竖立此碑虽然是后人诚挚悼念的表示,但却有违他本人生前之所愿,因为这个大教堂曾是他不屑一顾的地方,他的心永远在被压迫的人民中间。

——现在,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一是希腊国王祭献的一块白色大理石纪念牌,摆放在拜伦家族封地的墓前,二是希腊政府为他捐建的一尊红褐色石雕像,安放在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的东南角。在石雕像高大的台基上,拜伦安详地坐着,左手按着放置在膝头的书本,右手则托腮沉思。他在想什么,他要说什么,任凭人们去揣测和评说。

——拜伦生前曾自我调侃:“我是好与坏之奇异混合物,人们很难对我进行描述。”确实,他身为伯爵,性情孤傲,不时沉湎奢华和声色犬马,但他本质是走在时代前沿的诗人,正如鲁迅所说,他“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他“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更是一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年轻生命的勇猛斗士。他诗作的魔力和人格的魅力,都永世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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