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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5日,开业仅6个月的苏州工业园区首家五星级国资酒店——苏州金鸡湖大酒店,便迎来了一个大场面。

一场接待会正在进行中,座上宾是“DNA之父”、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

苏州原本不是沃森计划中的目的地。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当时已经年近80岁,但是意气风发,这是他在1981年之后的第二次访华,也是一次充满了象征性仪式的中国之行。

行程安排十分紧凑,他计划在北京、西安、杭州、上海依次停留。受到热烈欢迎的程度超过预期,拥挤着请求签名的观众,甚至一度让场面失控。

苏州的行程安排,原本只有两个小时,还是在行程间隙中挤出来的时间。后来,这两个小时增加到了半天和一个晚上。

但只有在苏州,在金鸡湖大酒店的一个宴客厅里,他以世界最顶尖的生物学家的身份,做了访华之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报告。报告回顾了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史,特别是1980年以后,美国Biotech兴起的历史。

台下坐着的,是时任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的领导及苏州生物纳米产业园(下文简称为BioBAY) 的负责人,他们当时正在紧张筹划,在苏州东南的独墅湖边,建立一个新兴的产业园。

此次机缘之下的苏州之行,给沃森留下了印象,此后证明,对于冷泉港亚洲会议落地苏州,是决定性的。而引进冷泉港,打造出来的创新氛围、人才集聚效应,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意义,极为重要。

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传达了一种历史观,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这样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为数不多,但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史上,2006年10月25日,沃森在苏州的半天,绝对是其中之一。

但只有若干年后,人们才会慢慢意识到,一个不寻常的时刻,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正处在变化边缘的新城区,一个极具远见布局生物医药产业的园区,正在敲开机会和时代之门。

2022年5月17日,当年沃森的助手、今日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坐在BioBAY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回忆起15年前的那场会面,他感慨,“这个起点,这个高度,其中的因缘际会,我觉得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

2006年10月,沃森访华时,在苏州土生土长的季茂业正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作。

6个月前,2006年4月15日,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通过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杨焕明院士的介绍,他认识了时任中新创投董事长林向红,和BioBAY第一任总裁刘毓文。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正在寻找合适的城市落地唯一的海外分支——冷泉港亚洲,日本东京、韩国首尔、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参与竞争。苏州并不是计划之内的竞争者,但是这次和林向红、刘毓文的愉快会面和交谈,将冷泉港的亚洲会议放到苏州的想法,在季茂业的心里扎下了根。

因此,对于季茂业来说,沃森的这次访华行程,最重要的就是把冷泉港落户苏州的事情落实,这是他心中唯一的一件实事。他也清楚,有着率性一面的沃森,如果在苏州之行后,说出“Forget it(算了吧)”,那么整个计划将不可挽回。

在金鸡湖酒店的大厅里,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又展露了他老成世故的一面。为了看合作方有没有经济实力,他甚至注意到,大厅内从维也纳进口、昂贵的水晶吊灯。

晚宴上,双方的互动隆重而愉快,无论是招待的食物、酒水,还是赠送的带有苏州文化特色的苏绣肖像礼物,细节的用心之处,让宾主皆欢。晚宴结束后,沃森更是得以做了访华之后的第一个带PPT的正式报告。

▲季茂业(左一)和詹姆斯·沃森(左二)在2006年10月25日金鸡湖大酒店的座谈会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6年的中国,加入WTO不过5年,美国机构或公司到中国来,尚未形成风气;苏州不是北京和上海,没有大城市的地理优势,在生物医药产业上,也鲜有历史积淀。没有人知道,最终打动沃森的是哪些细节。但是第二天,在苏州去上海的路上,当季茂业忐忑的询问,“苏州作为冷泉港亚洲的候选城市如何?”沃森已经作出决定,他爽朗的回复,“ OK,you go ahead (继续干吧)”。

沃森肯定的答复,意味着事情已经成功了大半。一个月后,时任管委会主任马明龙就带着团队,到美国去拜访冷泉港实验室,趁热打铁把此事敲定。

“当时园区采取的原则是“抓大放小”,面对高要求的美国人,园区为冷泉港进入中国作出了诸多努力。”刘毓文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如给予冷泉港亚洲项目资金扶持,以保证其持续举办,为冷泉港亚洲建造了一座五星级标准的酒店。”

在当时看起来“赔本”的买卖,后来被证明,极具战略眼光,其创造的价值也远远超过数亿元的投入。

天演药业在2011年底入驻BioBAY,创始人罗培志在美国湾区有过创业经验,他深知湾区、波士顿能成为美国创新生物医药公司的聚集地,最重要的是生态圈的打造。而通过引进冷泉港,苏州成功的打造了一个生态圈,“冷泉港请的这些演讲者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而且是最新的、最前沿的领域的科学家。有了这个生态圈,我们才可能碰在一起,思想才会活跃,才能创造出火花。这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和产业都没有做的事。”

如果没有沃森那次来访,没有冷泉港的加持,BioBAY的故事会不会是今天这样,没有人知道。

引进冷泉港一事,可以算作是园区政府的第一个“代表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领导和BioBAY招商团队的行事风格,给很多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冷泉港会议的价值,当年,他们或许很难有完全清晰的判断,但他们隐隐之中有某种直觉,在直觉之下,他们的效率、专业和开放的态度,将影响BioBAY未来15年的发展走向。

而后15年,BioBAY证明了自己确实是更好的产业园区,而不只是赶上了时代的机遇。

历史总是在偶然和必然交织的时刻写就。而身处历史当中的人,对于他们身处的历史时刻,总是后知后觉。

2007年6月27日,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BioBAY正式开园,第一批企业入驻。泥泞的土地上铺上了红毯,搭上了帐篷。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总裁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也来到了现场,冷泉港亚洲落地苏州已经到了正式签约的阶段。

但高光时刻一过,包括布鲁斯·斯蒂尔曼在内,每个人心里或许都在打鼓,在当时还是一片稻田和荒地的独墅湖边,真的能崛起一家家Biotech吗?

张佩琢团队创办的吉玛基因是BioBAY第一批入驻企业,2007年,当他们第一次开车绕路来到此地时,眼前只有两栋楼,刚刚封顶的A3楼,要戴着安全帽才能进去。

心理落差是难免的。依然是细节,打动了最早的一批入驻者,也给了他们最初的信心。

圣诺医药创始人陆阳初到苏州看到,当时的现代大道两边绿化带尤为宽阔,在国内甚至国外都很少见,他立刻感受到园区建设者们的前瞻视野和气魄;让盛世泰科创始人余强印象深刻的是,BioBAY的招商团队说着流利的英文;感动纳微科技创始人江必旺的是,当时园区领导带病亲自到深圳拜访邀约。

虽然细节不一而论,但他们最终选择苏州的理由大同小异,在一次次交往中,园区展现出来的专业、开放、务实的服务企业的态度。

无论是张佩琢、陆阳,还是余强、江必旺,这批最早入驻的创业者身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国家公培大学生、最早的一批出国求学者;也是最早的一批在国外医药产业界待过的海归。

处在同一时代,往往有相同的经历和价值观。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本世纪初从海外回来时,希望大展拳脚、报效祖国的抱负立刻碰到了骨感的现实。那是个所有的钱都投向了房地产的年代,没有人理解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

张佩琢自认为是一个讲话很有感染力的人,但他清楚记得,他曾经把一个当时著名的投资人当场讲睡着。

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只有苏州的自主创新、招商引才计划接纳了他们。和其他的城市的做法明显不同的是,在苏州的计划里,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尤其保护非常小的科技类企业。

在BioBAY工作多年的招商员都记得一句话,“不管大小企业,我们都要服务一致”。他们也清楚,背后其实是保护创新小企业。

苏州当时的人才引进政策,包括启动资金、租金补贴、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天使投资等,可以说是我国今日人才引进政策的雏形。获评各项人才政策大满贯的余强,通过启动资金、研发场所的租金减免、贴息贷款,再加上中新创投投给入选苏州工业园区创业领军人才企业的几百万风险投资,这笔钱一直支撑盛世泰科“活”到了2016年。

▲ 2008年10月31日,苏州工业园区领军人才颁奖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8年,圣诺医药创始人陆阳博士带着小核酸技术回国寻找中国分公司落脚点时,先去了上海张江,并得知会给每个海归团队15万人民币的落地启动基金。对已在美国办了公司的陆阳来说,15万人民币似乎杯水车薪。而到苏州后,招商团队在了解其海归团队项目情况之后,立即给予100万的启动资金政策包,并承诺协助申请园区的领军人才。

当时他得知,如能获得园区领军人才,总资助量将接近1500万人民币。这样的招才引智奖励计划当时在全国可谓是首屈一指。

彼时,有关核酸干扰机制的突破刚刚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陆阳则刚刚在《自然医学》作为责任作者发表文章,是国际同行业中领军人物之一。但是核酸干扰离商业化距离还很遥远,国内了解相关领域的更是寥寥。

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前沿的领域,在14年前得到了BioBAY招商团队的大力支持。

几个月后,经过一系列认真的准备和严苛的数轮答辩, 陆阳团队获评第二批园区领军人才。这是他海归创业经历的第一段高光时刻:园区领军人才的答辩会很隆重,最后一关,答辩官席上坐着三个园区的副主任。获得领军人才后,在苏州文体中心举办了盛大的表彰会,他们戴上大红飘带,和当时的市委书记摄影留念。

2008年10月,圣诺医药苏州分公司开业,陆阳邀请了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圣诺制药总部所在地)的郡长埃里克.莱盖德先生,专门到圣诺苏州在BioBAY的研发基地剪彩。当时就连这位美国的郡长也很震惊,在中国的苏州,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独具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 2008年10月,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圣诺制药总部所在地)的郡长埃里克.莱盖德先生参观BioBAY/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苏州园区占地278平方公里,但刚刚开园时,整个BioBAY的核心区就一平方公里。

虽然BioBAY是工业园区的新疆土,一平方公里内云集了最多的领军人才,四处都在孵化巨额财富,但是听说过BioBAY的人仍然不多,很多人甚至认为这里只是新企业的临时地址。

这些海归们会在苏州待多久?签领军人才协议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是“你能承诺在苏州待的时间占比达到多少?”张佩琢隐约记得,他好像填了75%。

2010年,已经把公司落户苏州的陆阳,在北京遇到了生物医药领域的老领导,老领导惊讶,陆阳在苏州干什么?陆阳告诉他,苏州有个BioBAY,可不能小看,以后可以引领中国的新药创制。这位老领导记在了心里,2013年以后,他一年来好几趟苏州,就为了考察BioBAY。

背后是看不见的政策呼吁。早些年,北京还没关注到苏州在做生物医药,BioBAY市场部的工作人员经常往北京跑,“我们和新华社做了两本特刊,有一本一到两会就往会场送,专门写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

不要说全国,即使在江苏省内,苏州也不是医药产业的重心。2006年前后,泰州曾受到江苏省大力扶持,发展医药产业。

2015年前后,国家制定一个产业集群政策,最后加上了苏州。大家都感慨,默默做了多年,终于得到了决策层的关注。后来上市许可人制度实施,试点的第一批城市就包括苏州。

在数年内,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不仅远离北京的决策层,也远离普通人的生活。

对1994年建园的苏州工业园区来说,让它赚到第一桶金的,并不是科学研究产业,而是半导体这样的高端制造业,工厂和流水线、轰隆作响的大型机械才是城市实力的象征。

本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飞速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大潮的10年。在一个一切“速成”的时代,城市也是可以“速成”的。在生物医药产业之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业中心,世界IT的代工厂。

特别是在当时的投资大环境下,政府成为了相关产业最大的天使投资人。仅仅实施三届“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园区累计投入就达到了10亿元。林向红更是接到任务,只要人才项目能通过严密的专家评审,成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领军项目,元禾控股马上跟进投资。

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分管科技局的杨建中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家当时心里的压力来自于,如果将来它没有成功,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所以我们当时的工委书记整天追问我,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

十年,很容易就超过一届领导班子的任期。内部当然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不外乎,与其花那么多钱投资科技型的企业,不如花点钱引进传统企业,马上就可以创造税收。

生物医药产业短时间难以产生可见的回报。因此,2011年前后,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了三星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项目,该项目首期投资规模就达到30亿美元,成为当时韩国对华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这个大项目的引进,暂时堵住了反对者的声音,给生物医药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缓冲时间和空间。

熟悉当时情况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人回忆,“马书记有时候就说,我理解你们,我们挺你们,熬也要熬下去。”

从马明龙开始,此后园区虽然换了几届领导班子,但是对生物医药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未间断——领军人才从来没断过,即使过了五六年,七八年后,还没一家企业发展起来。

“做园区需要有前瞻性,预估十年二十年后的形态,这有一个发展规律和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刘毓文在接受采访时的发言,看似只是官方辞令的云淡风轻,但是只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背后的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

和今天的创业者相比,那时的创业机遇并不理想,本世纪的头10年,并没有多少医药类的创业公司涌现,更别提资本市场的支持——即使有,那微薄的投资也让人失望。大部分公司纯粹在出血,而且不知路在何方,不知何时是尽头。

最早在BioBAY入驻的企业,虽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打“钱”和“人”的仗。余强常常开玩笑,像他一样的创业者,有“三高三低”——学历高,技术水平高,心气高;但是要向政策低头,向资本低头,向人才低头。

和园区政府在压力之下要顶得住一样,纳微创始人江必旺一度一个人在“顶”着。

研究纳米微球,刚刚入园时,江必旺觉得,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融合,生物纳米产业园的定位简直是为自己的企业量身定制的。园区也很重视纳微,刚入驻就给了C1的独栋楼,还花十几万块,帮公司打造了一个漂亮的Logo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必旺投入了 90% 的精力在生物药上,但一直亏本;投入了 10% 的精力在液晶显示屏上,就养活了公司并且盈利。当时坚持做生物医药,合伙人反对、投资人反对,甚至是员工也反对。大家不解:为什么不做轻松赚钱的电子产品,却要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来的生物医药产业关口?

但是江必旺心里清楚,生物医药的原材料产品一旦工艺定型,很难更换。必须要在生物医药规模化的产业关口之前,把基础产品做好,等产业起来了再去做,已经来不及了。

合作伙伴们离开了公司,江必旺一个人坚持,原本只想负责技术和产品,现在不得不管市场和财务,他一度因为创业愁白了头。

每一个产业都有它生长的土壤,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气氛。对第一批创业者来说,他们有些事情做的早了点,历史看不懂也看不见。他们卡在时代的关口前,总是要受点委屈,经受点磨难。

BioBAY内,这样的企业不少。贝康医疗创始人梁波说起当年PGT-A试剂盒注册报证的往事,每一步都走的很艰难。当时国内基因检测行业,大部分企业通过第三方形式提供服务。梁波下定决心,走合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拿第三类证获批上市。

没有国家标准,没有同类产品,2015年,贝康先报国家分类;2016年拿到国家三类医疗器械IVD创新绿色通道;2017年启动临床,每个阶段都有很多工作是从头开始推动,数不尽的沟通,梁波回忆起自己的心路历程,“等真的拿到证的那一刻,喜悦感已经被冲淡,只剩下麻木。”

圣诺医药则在全国最早申报RNAi药物的临床,2013年开始跟CDE沟通,“千辛万苦同意申报。2014年10月20号报上去,过程中上上下下,国家药监局跑了几趟。”陆阳回忆,2017年的4月25号,圣诺的药物终于获批临床。距离申报日,已经过去了2年6个月。

生存是创业者恒久的命题。这时候,回国的创业者们的智商、情商、人脉关系,所有资源统统需要派上用场:盛世泰科的创始人余强同时做着医药中间体生意,创造现金流;开拓药业赚的第一个100万,则是给盛世泰科做药效试验;圣诺医药当时花钱不多,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因为和广东香雪制药达成合作,2011到2013年3年时间,苏州圣诺实现盈利,有一年甚至交了一点税。

再艰难点,就低价卖管线。创业者要想各种办法先活下来。因为如果将时间线年里,真正创新、踏实创业的企业,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风口。他们甚至赶上了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生物医药产业爆发的大时代。

2018年后,中国生物医药规模化的产业关口来临,“生物医药起来了,产业要么选择进口,要不选择我们。”江必旺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现在BioBAY里的生物医药企业,很多都成了纳微的客户。“过去5年,平均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增长,2021年实现翻倍。”

2020年以前,小核酸饱受“不能成药”质疑,疫情后,“核酸”却一下变成热点。2021年年底,圣诺医药在港股上市后,成为了国内“RNA疗法第一股”。

盛世泰科的核心项目,糖尿病口服药物盛格列汀的临床试验接近尾声,该药有望填补国产原创DPP-4抑制剂的空白。余强计划今年做完临床,申报NDA。

开拓药业第一个项目普克鲁胺,在偶然之下成为了治疗新冠的候选药物, 每一次临床数据的发布都牵动人心和股价。

2018年10月31日,信达生物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这是很多BioBAY园内人另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鲜有人知的是,信达最初是由中新创投、BioBAY和美国的富达基金,在2010年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三方共同发起设立的一家单克隆抗体公司。协议签署之后,2011年信达生物正式成立。

“我觉得信达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政府力量开始介入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开拓药业创始人童友之说。不仅仅是政府力量介入,资本也在此后快速、大量进入。

买主一变,市场就会变。生物医药创业的需求、领域、方向,方法都在迅速翻新。信达等企业破局之后,创业者们不安分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时代气氛不一样了。

园内早期创业者感受到变化,始于2016年前后。2015年,中国创新药历史上最重要的“44号文”出台,2016年,医药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开始显现,“资本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活跃阶段,更多的投资人愿意投在苏州已经扎住了根的一些企业。”张佩琢观察道。

2015年融资前,是盛世泰科最艰难的时候,园区领军的钱“烧”的差不多了,项目如果顺利上临床,急需要钱,正青黄不接。所幸在当年年底,盛世泰科拿到pre-A轮融资,解了燃眉之急。随后,2017年12月12日对外公布完成了A轮融资,“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整个管线呼呼一下就起来了。”

2017 年,正如杨建中当年的预测,在开园整整10年后,园内的生物医药企业,拉开了爆发的序幕。

亘喜生物在同年5月注册成立。创始人曹卫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机遇,这位“连续创业者”于2016年离开西比曼做生物医药领域投资,同时筹备成立亘喜生物,他直言正赶上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好时代,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批创业者”。

“创业者只有获得资本强大的支持,才能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就变成背水一战。如果政策、资本、人才等因素能交相呼应,形成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往往能更好地孕育出扎实的创新成果。”曹卫感慨,“从过去几年来看,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很多创业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都会谈到我们生在一个好时代,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生物医药创新大时代。”

嗅觉敏锐的投资人们蜂拥而至,创业的土壤实在太好,大外企的中高层们也纷纷辞职创业。他们带着资本而来,“出道即巅峰”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第二任总裁庞俊勇开始,BioBAY的招商思路也慢慢发生变化,开始引进明星创业者,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成熟的项目,甚至是吸引大企业入驻。

2021年年初,短短一个多月,BioBAY先后新增亘喜生物、浩欧博、康众医疗、贝康医疗、天演药业5家上市企业。

一个更加广为传播的数据是,2021年,BioBAY里共敲钟9次、53家企业达成60笔融资,全年“吸金”超500亿元。

圣诺医药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在港交所敲钟上市。“2020年和2021年,大家一个接一个上市。这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陆阳说。“BioBAY就有18个,你想想影响力有多大,一下成为了全国标杆。”

伴随着上市带来的影响力,也伴随着生物医药产业整体的起势,BioBAY达到了声誉的顶峰。

苏州作为先行者,带动了国内城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竞争,除了北京、上海、深圳,诸如南京,杭州,甚至是成都、重庆,全部发力,巨资投入。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也越来越清晰。

时代真的变了,BioBAY后来的创业者们,他们面临的政策、资本和人才环境已经完全不同。

细胞和基因治疗现在是BioBAY一大重点招商方向。士泽生物和血霁生物是园内在干细胞领域标志性的创新企业,创始人李翔和朱芳芳都是80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魁教授门下,他们都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回国创业。

他们是新一代创业者的代表:创业目标明确,和全世界的创业者走在同一起跑线上。

他们创业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的规划。2021年前后回国,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难事。项目融资非常顺利,更多时候是投资机构在抢额度。

李翔下午去见投资人,只用一个PPT,当天晚上就敲定了数千万的天使轮投资。朱芳芳2020年11月回国,一下飞机就开始为血霁奔波,联系投资人朋友,2021年6月9日,公司注册,她基本上也谈妥了数千万元的种子轮融资。

明星创业者、最强“吸金王”艾博生物,在2021年一年之内,3月、8月、11月相继完成B轮、C轮、C+轮融资,累计募资超66亿元人民币。

多年前,百济神州联合创始人王晓东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虽然现在入园的企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他们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十年以后在中国做生物医药,如果在苏州BioBAY没有一块地方,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这一预言已经完全成线年,最让人感触良深的地方莫过于:说起BioBAY的成功,似乎总是大势所为,人们容易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15年里,差不多10年时间,苏州的BioBAY,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它今日的成功,却要追溯到15年甚至更久之前,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当时的长远目光和经济抱负。

远见之下,园区给了非常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政策支持,通过资本和人才的生态圈建设,聚集了一批人像张佩琢、童友之、罗培志、曹卫这样经历、价值观、气质相投的创业者,他们同样有长远的想法,愿意创新、冒险。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大家感觉到,好日子再次被打破——二级市场股价猛跌,一级市场投资降温,生物医药创新的未来在哪?

童友之感慨,自己正在经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间。在港股上市之后,公司股价上上下下,已经经历了一个循环,不确定性笼罩在所有人头上。

在中国人相信的线性史观之中,历史是漫长时间线上一个个重要的事件和身处其中的人物所推动的。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总是那么一马平川,往前直奔而去。

如果时间线拉的足够长,回头看,有时似乎进入了周期性的循环,又回到了从前。但是,对于那些创业10多年的BioBAY内的创始人来说,此时的“看山是山,看水仍是水”,已经是另外一重境界——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15年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大家明白,苏州的生物药产业不可能永远在孵化这个阶段,也不可能停留在抗体药建立起来的优势上,而是需要不断地去拼下一个新技术、下一波新机遇。

如今,殷建国,在2021年正式当选的BioBAY第三任总裁,成为了园区生物医药科创方向新的代理人,他的产业议程也将是苏州工业园区、甚至是省市对于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愿景的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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